从2004年“廊坊共识”的出台到2014年的“2·26讲话”(习近平主席在北京召开座谈会，听取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汇报并在会中提出七点意见)，十年的时间，北京在寻找疏解自身压力的办法，京津冀三地作为一个整体则在寻找共同发展的最佳路径。

　　在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所长肖金成看来，2014年之前的速度，无论从规划层面还是现实层面，都显得有一些缓慢，鲜见明显的效果。仅统领三地发展的纲领性文件出台，就经历了两次“夭折”。

　　自2014年开始，京津冀协同发展，尤其是对于北京疏解非首都功能的消息开始“显山露水”。这一年，河北省的《新型城镇化规划》将保定定位为“畿辅节点城市”，与此同时，中央决策层授意之下成立的顶级智囊队伍，则开始了反复多次的三地调研与建言。更加明显的信号释放是中央高层对河北的考察变得异常频繁。

　　2015年4月，被看作三地协同发展的纲领性文件《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面世。两年之后，2017年4月1日，保定三县成为了历史的选择，并且有了一个新的名字———雄安新区。

　　

　　无论从事前还是事后看，这样的选择都不是“率性为之”。在雄安“问世”两天之后，京津冀协同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组长徐匡迪向外界表示：“这是综合考虑了交通、地质、水文、建设成本等多方面因素，经过反复论证后决定的。‘新区’如同一张白纸，具备高起点高标准开发建设的基本条件。”

　　寻找的十年

　　肖金成认为，如果以2014年的“2·26讲话”作为一个时间节点，此前的十年对于北京而言就是“寻找的十年”。

　　2014年2月26日，习近平在北京主持召开座谈会，专题听取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汇报，京津冀协同发展由此正式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

　　时间追溯至十年前，2004年2月12日，一次同样颇具时间意义的会议在北京之南60公里处的廊坊市展开。

　　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地区经济司牵头，北京、天津、河北省(秦皇岛市、承德市、张家口市、保定市、廊坊市、沧州市、唐山市)发展改革部门的负责人，共同召开了京津冀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研讨会，石家庄市、衡水市、邯郸市、邢台市发展改革部门作为列席单位出席了会议。

　　时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的肖金成以智囊的身份参与了这次会议。作为研究多年区域经济规划领域的专家，他对京津冀一体化的相关命题始终在密切关注。

　　会议分析了京津冀区域发展与合作面临的形势和问题，并研究提出了相关的对策建议，经几方充分协商，达成了十条共识(后被称为“廊坊共识”)。肖金成所在的研究所参与了“廊坊共识”的起草。他告诉经济观察报，“廊坊共识”即是要开启京津冀一体化的合作之路，解决北京的“城市病”，同时推动京津冀的共同发展。

　　此前，肖金成对北京城市规划的命题已经有所研究。2004年，他画了一幅首都功能疏解图，在这幅图中，通州和顺义作为两个新区，用来疏解非首都功能。肖金成告诉经济观察报，当年出台的北京市城市发展规划修编没有采纳他的提法，不过通州和顺义被定位为“重点新城”，以别于此前的12个“新城”。这其中的区别是，12个新城是各个县作为投资主体，而“重点新城”则是北京市作为投资主体，更有利于集中力量办大事。

　　2012年，通州在一次党代会中被提议为北京城市副中心，这中间已经过了八年的时间。肖金成说，2004年以前，就关于京津冀的发展，也有所谓的经济协作区之说，但是缺乏正式的合作架构，也没有出台什么官方文件。“廊坊共识”的出现，一是基于区域发展差距大，二是在合作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京津冀合作始终难以推进。

　　十年之中，合作一直推进，尽管速度在外界看来有一些缓慢。肖金成简单回顾道，2005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家发改委)在河北唐山召开了京津冀都市圈的规划启动大会，该规划本该在2006年完成，并于“十一五”期间批准，但最终规划并没有推出，也没有得到相关批准。2011年，“十二五”规划提出要促进京津冀一体化，建设首都经济圈，国家发改委开启了第二轮规划，即编制首都经济圈规划，但直到2014年2月26日，规划依然没有完成。

　　规划为何迟迟不能出台？肖金成表示，主要原因还是出在合作上，三个省市都有各自的利益诉求，很难达成一致，导致规划不能如期推出。

　　不过，都市圈的规划一直在编制过程中。2011年，国务院批准了河北省沿海经济带的规划，规划明确提出建设曹妃甸新区，北戴河新区、渤海新区。“京津冀的合作始终在推进，肖金成认为，但是毕竟缓慢，也没有收到明显的效果。”